Being Way Entrepreneur

轉載：【聯合報／2004.04.07】

作者：嚴震生（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美國紐約）

今天是盧安達種族滅絕悲劇十週年紀念，在這個可能是二十世紀末最大的人類浩劫中，有八十萬的盧安達人民遭到屠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不單在事前沒有善盡預防的措施，也未能在事情發生後採取具體行動阻止。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一九九八年訪問盧安達時，特別為美國當時的袖手旁觀，向盧安達人民道歉，並表示絕對不再讓類似悲劇發生。過去幾年中，有不少專書嚴厲批判國際社會在一九九四年坐視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事件、未能及時干預。但在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是否真能夠有信心像柯林頓所宣稱的「絕對不再」？更重要的，盧安達的族群衝突該如何化解，因為這個衝突和對立，正是造成內戰和種族滅絕的元兇。若是僅從國際層面談「絕對不再」，只是對此悲劇的治標反應；真正的治本，必須從避免族群動員成為政治工具著手。

造成盧安達的種族滅絕悲劇，當然和其主要兩大族群的胡圖和圖契間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及彼此的猜忌，密切相關。為何在語言和宗教信仰兩個最容易造成非洲國家分歧、卻在胡圖和圖契彼此是相同的情況下，盧安達仍然會發生這個浩劫？政治的操作，是主要的原因。

盧安達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胡圖族，務農為主；圖契族佔百分之十四，則以游牧為主。經過彼此通婚幾百年後，他們在膚色、臉型和體格方面的差異，已沒有過去明顯。

一次大戰後由德國手中接管盧安達的比利時殖民政府，為分化及統治之便，採取了對圖契族較為優惠的待遇，在教育和政府工作方面占盡優勢，也造成他們的種族優越感。不過，在盧安達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比利時殖民政府畏於胡圖的多數而改變態度，坐視積怨已深的胡圖族在一九五九年展開對圖契族的屠殺，並將政權轉移給胡圖的政治精英。

蜂報評註：在非洲大陸上的種族衝突不斷，其中又盧安達的種族屠殺為最，然而，無一例外的是，這些令人感到悲憤的種族衝突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採取「分而治之」與「差別待遇」的殖民統治所種下的歷史根源與仇恨，如果不能認識這點，我們就會看不清種族矛盾／衝突的本質，而將問題歸咎於人性或民族性的醜惡或兇殘。■■

胡圖族政府沒有因獨攬大權而採取較為寬容的種族政策，反倒是經常訴諸族群動員，以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政府甚至允許媒體散播種族仇恨的言論，聲稱是對新聞自由的尊重。在推動「胡圖力量」、完成胡圖的全面掌控之同時，這些煽動者又制定「胡圖十誡」，要求胡圖人和圖契人劃清界線，並將不願採取激進手段對待圖契人的溫和胡圖人視為叛徒。

一九九四年四月，盧安達胡圖人總統因座機在首都遭不明火箭擊落而身亡，胡圖族掌控的媒體指控這是圖契叛軍所為，要求胡圖人將圖契人殺光。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許多不支持這項主張的胡圖人也被迫加入劊子手的行列，在沒有任何先進武器的情況下，單憑斧頭就在三個多月中殺死了近八十萬的圖契人和溫和的胡圖人，平均一天就有八千人遭到屠殺。令人難以諒解的是，那些求助於天主教會的信徒也無法避免，不少圖契族的神父反而是將其交給劊子手的共犯。

這個悲劇的終結，並非國際力量的介入，而是圖契叛軍擊敗政府軍，建立了新政權，才告一段落。十年後的今天，國際刑事法庭正在審理那些被控訴下令執行的胡圖軍人和政治人物的案件，希望能夠彰顯正義，將其繩之以法。然而，當你的左鄰右舍、同事朋友、甚至是親屬家人也都是大屠殺的共犯時，又該如何以對？

在南斯拉夫內戰衝突中，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各族群突然發現他們無法如過去一般，平安共同相處。族群間的猜忌和種族清洗的恐懼，讓他們在公共場合，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甚至不願意開口說話，擔心他們的口音會洩露其族群身分。在盧安達的族群衝突中，即使胡圖和圖契的語言相同，大部份也都信奉天主教，甚至彼此通婚的情形相當普遍，但在政治人物操控下，想要隱藏身分都不可能。

盧安達氣候溫和、風景優美，但在種族滅絕悲劇發生後，這些正面的外在環境因素，已被負面的社會發展完全抵消到不具任何意義了。一個倖存者的告白，雖沒有太高深的理論或震撼人心的道理，卻非常值得我們省思：這場慘絕人寰屠殺的發生，證明盧安達人民並非善良。若是人民善良，或許國家還好，但現今的盧安達卻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可以誇耀之處。

台灣的社會在過去十年當中，經歷過高度政治化的族群動員，雖然沒有引發族群衝突，多少已帶來了認同的對立。我們對台灣人民的包容力量極具信心，但卻不得不擔憂對立的傷痕將會長期伴隨我們，成為無法消逝的陰影。國際社會在檢討盧安達的種族滅絕悲劇時，僅能承諾不會“坐視”屠殺的進行，但卻無法保證能化解族群的衝突。對包括台灣在內等許多族群和認同高度動員的社會而言，「絕對不再」似乎意味著沒有族群認同作為生活主軸的昔日好時光，確定是會如雲煙消逝，無法重現。

假的種族身份與真的屠殺——盧安達大屠殺十周年祭

轉載：【國際在線／編輯：胡越強／2004.03.29】

作者：劉海方

《蜂報》編案：在這個世界上，所謂的族群動員與對立，向來不是單純的「族群問題」，其背後往往潛藏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牽引與拉扯。邇進盧安達大屠殺的真相再度浮現檯面，讓我們透過這篇歷史的回顧，跳脫浮淺的政治陰謀論，掀開被帝國主義國家和政客長期操弄並掩蓋的盧安達「族群問題」的面紗！

　　安南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盧安達大屠殺1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如果國際社會在1994年能及時派部隊前往盧安達制止種族衝突，盧安達大屠殺事件應該可以避免，這是各國永遠都不應忘記的教訓。

　　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南非種族隔離制終於退出歷史舞臺，世界輿論同聲歡呼種族和解最終在非洲到來；慶典的酒杯還未及放下，盧安達爆發的種族大屠殺就迅速使數十萬人喪生，可悲的是，帝國主義統治非洲時期人為製造的對立“種族”身份竟是圖西和胡圖兩個兄弟民族睨牆的直接歷史根源。

　　1994年4月，盧安達的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和布隆迪總統一起乘坐的飛機在盧安達首都機場上空被擊毀，兩總統雙雙遇難。從此，盧安達爆發了長達四個月之久的大屠殺和武裝衝突。根據國際紅十字會估算，在短短100多天時間裏，盧安達700多萬人口中有將近80萬人被殺，400萬人無家可歸，其中200萬人逃往國外，釀成了世紀罕見的災難。這次屠殺的被害者大多數是圖西族人，不僅如此，胡圖族屠殺者對主張民族和解的本民族同胞同樣濫殺。胡圖族人的流動團夥以集體攻擊的方式製造了這場大恐怖。圖西人不僅被殺害，而且被集體強姦，被傷殘、被折磨、被致殘甚至不成人形。如果這些殺人的流動團夥幹累了，他們就先割斷他們準備要殺的圖西人的筋腱，以便先休息一下，吃吃喝喝、熱烈慶祝一下，然後再重新繼續這血腥的工作，盧安達這個綠色的小國很快屍橫遍野。圖西人前去尋求庇護的教堂也成了開敞的公共墓地，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倒在了他們鄰居的砍刀砍過去的地方。大屠殺的規模和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人們可以理解的範圍，成為“繼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之後，效率最高的大屠殺——三個月內殺掉了80萬人”。胡圖人的砍刀賽過了中子炸彈；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相比，這次屠殺的死亡率也高出了2倍。在胡圖極端分子的宣傳中，盧安達國家被比喻為一個大花園，胡圖人極端分子在其中享受著其追隨者們“割掉莠草”、“砍倒高樹（成年人）” 和“樹芽（孩子們）”們的樂趣。

　　大屠殺是由佔據政府核心、自稱為“胡圖人力量”的激進胡圖人精英集團發起並指揮的。這個集團與總統、軍隊、警察、黨派機構和大眾宣傳機構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大屠殺就是這個現代精英集團刻意選擇的行為，是企圖通過鼓勵仇恨和恐懼來保存自己的權力。他們指揮成千上萬的普通胡圖人加入到“大屠殺運動”中來，成了處死他們圖西族鄰人的劊子手。大屠殺口令自上面下達下來，從首都基加利開始，迅速推廣到每一個縣、公社、區和村莊。他們利用大眾傳媒來誹謗圖西少數人群體和胡圖反對派，宣稱兩者都是叛國者，與正要進入首都的“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是同盟，以此激發胡圖族民眾對圖西人的無限恐懼。盧安達城市裏的識字率僅占66％，但29％的人都擁有收音機，這使得它的大眾傳媒在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時是非常成功的。圖西人被控訴為心懷謀殺所有胡圖人之鬼胎，標誌是叛徒（ibyitso）和蟑螂(inyenzi)，如此被胡圖人控制的宣傳機構妖魔化了。“胡圖人力量”還訴諸於召集鄉村人口參加公共事務的傳統方式來動員民眾，只不過這次的公共事務是大規模屠殺。

　　從1990年開始，“胡圖人力量”既已展開對“盧安達愛國陣線”的報復行動，到1994年4月份大屠殺開始時，普通胡圖族民眾已經非常習慣暴力和屠殺了，因而其動員民眾進行大屠殺運動的進展非常迅速，以致於命令一旦下達，死難者的速度就能迅速超過任何現代大屠殺的速度。如果不是因為圖西人領導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三個月後取得了軍事勝利，圖西人和胡圖人溫和派可能就都被斬盡殺絕了。

　　盧安達大屠殺的關鍵在於：即使暴民動亂也會有組織、有計劃，更何況是這樣巨大規模的持續性的虐殺毀滅行動。僅僅用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的“集體性瘋狂、暴民的狂熱、群眾仇恨式的瘋狂犯罪”等理論並不足以解釋這一事件。僅100多天，就用大砍刀屠殺80萬人，這“艱巨的”任務必然有清晰的行動計劃和堅定的意識形態來引導，才能保證大屠殺一旦開始就能一直繼續下去。因此，需要對那些將大眾轉變為罪惡屠殺者的社會因素做政治分析，更需要做社會心理分析。畢竟，這場大屠殺是一次集體性犯罪。

　　“大屠殺運動”對於理解盧安達發生的事件是個關鍵，因為盧安達大屠殺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其屠殺的人口之多、之迅速，而且更在於大眾參與程度之高。成千上萬的普通胡圖族農民和工人揮舞著大砍刀、木棍、鋤頭或其他農用工具，興高采烈地殘殺他們的圖西鄰居。這麽多的屠殺者是從哪裡平地生出的呢？他們在加入大屠殺的隊伍時作何感想呢？

　　盧安達的大屠殺不是因為兩個民族之間存在著原始的、無以化解的敵意，而是由歐洲人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活動開始的一個長過程的最後結果，因為恰恰是殖民時期産生了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種族”劃分，而這種在盧安達人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的“人造”種族觀念終於成了“殺人的種族主義”。

　　胡圖族和圖西族各占盧安達全國人口的85%和14%，殖民時代以前，兩者說同樣的語言，遵從同樣的宗教，互相通婚，相互雜居，沒有地域之別，居於同一個山間，分享同樣的酋長制度下的社會和政治文化，本來沒有絕對的民族之分，也沒有像科索沃的塞爾維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那種積累甚深的怨恨。19世紀80年代帝國主義瓜分非洲的時候，歐洲人（先是德國人、然後是比利時人）來到盧安達；他們注意到，在這個社會中，從事畜牧業的圖西貴族統治著從事農業的胡圖人。儘管兩個群體都是非洲黑人，歐洲人卻認為圖西人的體質與歐洲人相像，因而在“種族”身份上優越於胡圖人，圍繞在圖西王宮廷周圍的圖西貴族被確信正是聖經先知施以塗油禮的“失落的基督徒”，是明顯優秀於在田間勞作、屬於“尼格羅”種族的胡圖人奴僕的。殖民主義者就這樣將體質特徵上的差別當成了一種絕對的種族劃分，根據這張種族牌，殖民統治者在這個小王國內建立了複雜的種族等級系統，選擇圖西人作為代理人實施間接統治，圖西人幾十年間在整個殖民時代獨佔行政管理和軍政要位。胡圖人和圖西人漸漸不再視彼此為共同忠於王權、屬於一個等級鬆散社會內的成員，而是各自認同於這一人為製造出來的“種族”身份。因為圖西人是歐洲征服者的代理，所以一直被胡圖人視同為殖民者。

　　後殖民時代的盧安達繼續了這種由歐洲殖民者開始的民族劃分，同時也繼續了殖民統治時期的民族對立，這一身分的劃分以危險的種族主義形式固定了下來。比利時通過圖西人統治胡圖人的局面已成昨日黃花，於是轉變了實際的控制模式，轉而責備圖西人是行將沒落的非法“外來”統治“種族”，並重新將胡圖人定義為盧安達真正的“人民”。在比利時政府的幫助下，胡圖人精英領導了反對圖西人統治者的政治運動，於是，原來由圖西人把持的機構和權力，現在全部由胡圖人操縱了，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第一次政治衝突也就發生在1959年盧安達開始獨立之時。根據種族主義思想，胡圖人早已把圖西人妖魔化了，而且將所有圖西人都看成外來侵略者，因而應該臣服或毀滅圖西人。這種“種族”仇視的意識形態在大屠殺發生之前就廣為流傳，可悲的盧安達人將歐洲人傳授的種族主義觀念內化了，從而使自身成了不斷重覆的悲劇的製造者。

　　還必須把盧安達大屠殺放置在更廣闊的國際背景中去理解，因為盧安達大屠殺一半是無辜者被虐殺的故事，另一半則是走向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社會沒有能夠阻止此次屠殺的故事。“聯合國盧安達救助委員會”(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in Rwanda，UNAMIR)和國際救援組織預告事件來臨的報告被國際社會各方——聯合國、美國、法蘭西、比利時和一些非洲國家——漠然置之，情報部門發回的文件則被埋在政府文件堆中。非洲國家和世界都在為南非實現種族和解的大選高舉慶典的酒杯，從而對非洲中部這場種族屠殺視而不見；聯合國安理會和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們也許還對1993年出兵索馬利亞維和受挫經歷記憶猶新，於是決定不捲入盧安達事件。

　　直到大屠殺結束時，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才開始介入。出於對麇集在扎伊爾邊境的大量難民營中的“人道災難”的憂慮，西方成萬上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源源不斷地流入這裏。這些難民主要是胡圖人，就在圖西人領導的“盧安達愛國戰線”開始漸漸控制了國家並結束了這場屠殺之前，他們大批地離開了盧安達。因為復仇的圖西人也大規模地屠殺胡圖人，加之國際社會再次忽視了這種“反向大屠殺”，從而延長了盧安達的痛苦。由於國際社會的援助都集中注入扎伊爾邊境的難民營，難民營反倒成為參與胡圖族大屠殺者供應良好的基地，就是在這樣無心的庇護之下，這些胡圖族人得以再次穿越邊境到盧安達去搶掠圖西族倖存者和那些在扎伊爾境內難民營附近的圖西人，“種族”矛盾進一步複雜化起來。